五、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政府的作用和职能一直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依据传统国际金融和汇率理论，均衡汇率应该是与国际收支或经常帐户平衡相适应的汇率。人民银行发行央票实施冲销，则陷入利息成本大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亏损和美元储备资产贬值的双重困境。
中国经济金融的成功转型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经济基础与制度保障。但是中国金融的核心问题在于市场信用基础缺失，有效保护最终债权人和投资者的法律和监管手段缺失。提示了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要慎之又慎。美元本位制对中国的有利之处在于：中国通过先贬值后钉住的汇率政策，再加上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等有利条件，促进了外国直接投资及来料加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图1显示，与1985-1995年贬值期美元储备份额曾下降至45%的情况相比，本世纪美元贬值期间，其外汇储备份额并没有出现显著下降。
促进经济金融转型，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GDP在2010年排名全球第二，并且很快将替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经济大国。最为著名便是1985年9月，美、日、德、法、英五国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订的广场协议，拉开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
去年12月新增外汇占款下降近1200亿元，为去年8月以来再度出现负增长。然而，同期全球金融市场却动荡不断，最为有名的是拉美债务危机，尽管外债过高时爆发拉美危机的内在因素，但早前弱势美元导致的资金远远涌入与美元强势回归后资金的大举撤出成为了拉美危机的加速器，从此，拉美地区经历了历史上著名的失去的十年。一般而言，前几轮美元走强出现危机的国家都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前期美元泛滥导致这些国家尽情享受资本盛宴的好处，往往将改革搁置一边，其后国际环境瞬间改变，资本撤离成为诱发危机出现的契机。正如笔者此前专栏提到，美元走强很有可能是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不确定因素。
可以肯定的是，本届政府的改革决心强大，去年以来，金融改革、户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城镇化推进都有切实推进，而今年财税改革与国企改革更是将改革引向深水区，如果二项改革能够切实推进，将有助于化解困扰中国的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土地问题以及预算软约束问题等等，释放改革红利，保证中国经济获得更有质量的增长，削弱危机爆发的基础。第五阶段（2002-至今）：弱势美元周期，期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
伴随着尼克松冲击，美元相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一次性贬值15%，从此美元进入持续贬值周期。当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各有差异，分化明显。具体来看，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元大起大落时期全球经济大致出现了如下重要变化或者危机： 第一阶段（1971年-1979年）:美元下降周期，期间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陷入史无前例的滞胀。二、美元本位制之后，全球金融经济动荡越加频繁 然而，美元走强对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而言影响将是深远的。
当然，本轮美元升值是新一轮强势升值周期的开启，还是震动阶段，不会升值太多尚待时间检验。 在上篇专栏文章《2015：警惕三大灰天鹅事件》中，笔者提出今年美元走强之下，人民币是否会大幅贬值将是中国经济的面临三大灰天鹅事件之一。三、如何破解美元本位制下的货币困境? 如此看来，本轮美元上涨是否会开启美元本位制以来的第三次强势升值存有变数，但毫无疑问，一旦美元走强势头明显，其对新兴市场、全球汇率、商品、股市以及对实体经济传递的影响都将是显著的。此后，日元大幅升值，国际资本在高利润的驱使下，大举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终于导致最后日本泡沫危机的爆发，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相继崩盘，进而蔓延至银行金融和整个经济体系,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自1971年8月到1979年底，美元指数贬值27%。不难看到，美国经济复苏的同时，欧日等发达国家表现较弱，新兴市场国家更是分化严重，经济与政治动荡时有发生。
新年伊始，人民币兑美元大幅贬值，即期汇率两周之内7次逼近中间价的2%，坐实了笔者早前担忧。直到2001，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信用市场急剧萎缩，起源于1996年开始的强势美元周期导致本轮美元指数上涨约45%。
至于政治方面，受制于区内政治体制、决策环境，欧元区不仅政策空间更小，也可能面临边缘国家（如希腊）的政治危机导致其退出欧元区的可能与此同时，伴随着美国和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急速增长，同期石油、贵金属、基础原材料价格飞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陷入史无前例之滞胀。当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各有差异，分化明显。同时，实施一系列降准降息（如三次降息，五次降准），使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第五阶段（2002-至今）：弱势美元周期，期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伴随着尼克松冲击，美元相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一次性贬值15%，从此美元进入持续贬值周期。
从美元指数这一阶段的变化情况来看，美元走强的趋势已经发生。实际上，回顾前两轮美元升值过程，不难发现，当时美国国内的通胀水平都保持高位，例如1980年7月美元从最低点反转上升时CPI曾高达13.1%，而1995年美元升值周期开启时通胀水平达到2.8%，同样高于美联储目标。
二、美元本位制之后，全球金融经济动荡越加频繁 然而，美元走强对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而言影响将是深远的。三、如何破解美元本位制下的货币困境? 如此看来，本轮美元上涨是否会开启美元本位制以来的第三次强势升值存有变数，但毫无疑问，一旦美元走强势头明显，其对新兴市场、全球汇率、商品、股市以及对实体经济传递的影响都将是显著的。
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应该实现一次贬值以抵御危机，但在笔者认为这样的尝试难以如愿——毕竟在全球需求疲软之下，贬值对出口企业帮助有限，而大幅贬值反而削弱市场信心，进而会引发更大量的资金外逃压力，加剧危机局面。面对今年以来美元可能走强的局面，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努力方向： 第一，短期内稳定汇率和稳定经济，避免资金大幅流出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面临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困扰，而紧缩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也维持了美元五年内强势的趋势。新一轮美元升值又有哪些国家会遭受冲击？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又将如何？如何防范相关风险？ 一、本轮美元反转背后的驱动因素 近来美国经济数据好转，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及美国开启新一轮加息的预期，都使得美元走强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第二，加速改革，确保国内经济运行稳健。从这个角度而言，当前人民币走向世界正面临良机，加速推进人民币步入国际储备货币行列正当其时。
首先，伴随着世纪初的网络泡沫破裂，以及其后的911 恐怖袭击，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和美元的信心深受打击，资金开始大规模流出美国。正如笔者此前专栏提到，美元走强很有可能是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不确定因素。
直到2001，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信用市场急剧萎缩，起源于1996年开始的强势美元周期导致本轮美元指数上涨约45%。适度贬值是权衡后的选择，为此后人民币汇率走向浮动打下基础。
另外，加大财政放松力度，真正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经济陷入硬着陆。第四阶段（1996-2001年）:美元上涨周期，期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自1971年8月到1979年底，美元指数贬值27%。当然，二者波动趋势也并非完全同步，一般相差约在一年之内。令人欣慰的是，正如笔者在早前专栏文章《把握人民币国际化良机》中提到，以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声音大多是来自中国内部，如今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与美元的霸权，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命题已非中国的一厢情愿，反而有着更为强烈的海外需求。反观当下，美国通胀水平仅有0.8%，笔者担忧此时加息与美元走强恐怕会加剧美国的通缩格局。
此外，强劲美元之下，美国出口能否承受面临不确定性？实际上，综观近两年美国贸易数据不难发现，美国贸易逆差仍然较高，去年12月美国贸易逆差达到466亿美元，创近两年新高。因此，制度性缺陷导致外部风险难于控制，人民币国际化或将是应对美元本位制的积极有效措施。
一般而言，前几轮美元走强出现危机的国家都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前期美元泛滥导致这些国家尽情享受资本盛宴的好处，往往将改革搁置一边，其后国际环境瞬间改变，资本撤离成为诱发危机出现的契机。至于政治方面，受制于区内政治体制、决策环境，欧元区不仅政策空间更小，也可能面临边缘国家（如希腊）的政治危机导致其退出欧元区的可能。
美国互联网经济的全面爆发使得1996年美元开始进入上涨周期，当时以美国为首的信息科技革命吸引大量资金重新流回美国，参与直接投资和证券买卖。尽管加息成果的应对了通胀，但也加速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并随即由次贷危机演变成影响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
